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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新青年》：从文化先锋走向党的机关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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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《新青年》是我国近现代一份内涵丰富深刻、影响广大深远的杂志，它开启了民智，振奋了国魂。最终，它由一份著名杂志发展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刊物，进而又成为中共中央
《新青年》是我国近现代一份内涵丰富深刻、影响广大深远的杂志，它开启了民智，振奋了国魂。最终，它由一份著名杂志发展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刊物，进而又成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，这绝非偶然。
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第一份机关刊物
1920年夏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诞生，为了开展宣传工作，亟需有一份机关刊物。李达的《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、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》提及：“当时党的上海小组的工作分两部分：一是宣传工作，一是工运工作。宣传方面，决定把《新青年》作为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，从八卷一号开始。另行出版《共产党》月刊（报纸十六开本，约三十二面），作为秘密宣传刊物。”有些学者曾发表研究文章称，中共第一份党刊是《共产党》；笔者认为，这种说法不准确，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《共产党》前两个多月，《新青年》已改版为其机关刊物。
《青年杂志》第一卷第一号
《新青年》（第一卷刊名为《青年杂志》）于1915年9月15日在沪创刊，系月刊，由陈独秀主编，上海群益书社发行；陈独秀此时寓居上海嵩山路南口吉益里（今太仓路119弄）21号（原建筑已不存），这里也即编辑部。以《新青年》问世为标志，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具有重要影响的新文化运动兴起。
《新青年》创刊伊始，就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。《新青年》主编陈独秀认为，西方近代文明的发生和发展都是“科学”的产物，而“民主”观念的落实也是“科学”观念的具体显示，“民主”和“科学”犹如“车的两轮，鸟的双翼”。1916年冬，陈独秀赴北京，准备寻找朋友为出版工作筹集资金。不久，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正大刀阔斧进行改革，求贤若渴；经朋友介绍，他决定引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(文学院院长)。陈独秀却表示要返回申城，继续主编《新青年》。蔡元培希望把《新青年》移到北京去办，并表示将全力给予支持。于是，陈独秀接受诚邀，翌年初《新青年》编辑部北迁；1918年1月，成立了编委会。陈独秀在李大钊、蔡元培、鲁迅等的支持下，以《新青年》为重要阵地，为迎接“德先生”（取自英语“Democracy”译音）和“赛先生”（取自英语“Science”译音）的到来“狠打了几次硬仗”（鲁迅语）。鲁迅在《〈守常全集〉题记》中写道：“我最初看见守常（按即李大钊）先生的时候，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《新青年》的集会上，这样就算认识了。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。总之，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：诚实，谦和，不多说话。”当年，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、李大钊的《庶民的胜利》等在《新青年》发表后，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。
《新青年》第六卷第五号
1919年５月，五四运动爆发时，正值李大钊编辑《新青年》。因而，《新青年》第六卷第五号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，发表了顾兆熊的《马克思学说》，渊泉的《马克思的唯物论史观》和《马克思奋斗的生涯》，刘秉麟的《马克思传略》等；尤其是李大钊的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，堪称中国比较系统地介绍、分析马克思学说的开山之作，全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，即唯物史观、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。这表明，《新青年》开始由主要宣传民主与科学转变为传播马克思主义。1920年春，陈独秀在武汉作题为《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》的演讲，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改造社会就要打破不合理的阶级制度；军阀政府闻讯，准备在他回北京时进行逮捕。陈独秀为了摆脱追捕，重返申城，寓居上海环龙路老渔阳路２号（今南昌路100弄2号），此系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屋，楼上为卧室和书房，亭子间放杂物，底层客堂是《新青年》编辑部和开会之处。不久，陈望道、沈雁冰、李汉俊等参加《新青年》编辑工作；同年5月1日，《新青年》第七卷第六号出版“劳动节纪念号”，篇幅比平时扩大一倍以上，登出孙中山“天下为公”和蔡元培“劳工神圣”的题词，刊载上海、北京、天津、武汉等10多个城市和地区工人现状和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和照片；陈独秀发表的《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》，运用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直陈时弊；李大钊发表的《MayDay运动史》，介绍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的来历和意义，并向工人群众呼吁：“起！起！！起！！！劬劳辛苦的工人！今天是你们觉醒的日子了！”
文章来源：《青年与社会》 网址: http://www.qnyshzz.cn/zonghexinwen/2020/0916/74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