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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找爸爸”的叙事，成了近年中国青年电影的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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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2020年的疫情，恐怕创造了一个个“史上最难电影节”。自电影诞生以来，电影院从未关闭如此长的时间。不过，今年8月份顺利举办的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和第14届FIRST青年电影展，承
2020年的疫情，恐怕创造了一个个“史上最难电影节”。自电影诞生以来，电影院从未关闭如此长的时间。不过，今年8月份顺利举办的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和第14届FIRST青年电影展，承担了某种让大家重回电影节生态的意义。
这一点从北影节的火爆程度可见一斑，开票仅10分钟，72%的票已经售罄，8月29日落幕时，最终市场成交额达330.89亿元。而以发掘新锐力量见长的FIRST青年电影展，8月推选出了有创意的低成本电影《情诗》。此前，导演忻钰坤、文牧野、张大磊等都从FIRST青年电影展中走出。
在重回影院的“后疫情”时代，我们尤其渴望好电影的涌现。中国的电影节，要如何走出一条不同于欧美电影节的道路？一部脱颖而出的好电影背后，有多少被电影展淘汰的烂片？而烂片背后，又隐藏着青年导演怎样的创作共性？本期反向流行主播董牧孜、余雅琴邀请FIRST青年电影展策展人王一舒、段炼，从掌握生杀大权的选片人视角，回顾过去几年来中国青年电影的创作风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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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导演的“烂片”，烂得越来越“小镇青年”？
董牧孜：大多数人往往是以观众身份去看电影节。作为FIRST青年电影展策展人，你们要做哪些准备工作？主导影展影片生杀大权的各位怎样筛选影片？
王一舒：选片环节是最核心的工作内容。从最早的评委选择开始，影展想要传达的价值导向和内容气质就被决定了。在竞赛体系中，选片工作主要由评审完成，我们会共同讨论，在价值取向上达成默契。
在电影节期间，最基础的环节是放映电影和组织评审活动。除了既定的节目单，更多是串联映后生发出的随机内容。决定电影节整体调性的是大家的讨论和交流，我们需要即时即刻地参与。
董牧孜：今年有没有特殊性？
余雅琴：今年我也参与了选片，我的感受是整个过程都比较痛苦。因为疫情，很多影片没有做完。初选的100部影片里，好的电影非常少，不过我也很有收获。虽然大家都在唱衰这个行业，但还是有那么多烂片被制造出来，这就说明这个行业没有那么缺钱，还是可以运转下去的。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反向的安慰。如果这样的电影都有机会，那么一个真的有想法、有才华并且愿意去坚持的导演，应该不会被埋没。
段炼 ：疫情影响很大，我们确实看到很多没做完的片子，有些甚至没有正式地开始后期工作。疫情可能会带来减产，但更重要的是年轻作者的创作都在进入相对意义上的套路，有一些不自觉的自我审查。我们开玩笑说，今年甚至连床戏都很少见到。在这个环境下，大家的创作的欲望、热情和能量都在衰退。我觉得这不只是FIRST青年电影展面临的困境，电影行业内外的内容创作者似乎都有这个问题。
雅琴刚才谈到烂片，初选的工作就是从烂片里头拣出来还有价值的东西。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烂片并不是一文不值。首先从文献的角度来讲，样本量足够大，比如看100部烂片，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在想什么，或者说，他们呈现出什么样的思想状态。我们的工作就是天天跟片子打交道。硬盘里存着20部很棒的电影，但没有时间看，我要去跟它们做斗争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会去判断现在或不久的将来创作领域生态发生的变化。在这种烂里能看到趋同的东西，比如说烂得越来越工业化，烂得越来越“小镇青年”；而那些不太一样的东西，可能就是我们这群人在那两三个月里要憋出来的工作。
2020FIRST青年电影展电影市场公开周。
“找爸爸”的故事，成了青年导演的主流套路？
董牧孜：你刚刚讲“烂得越来越‘小镇青年’”，咱们能不能聊聊这种“烂”的意涵？比如在文学创作上，改革开放以来小镇青年主题的作品往往有较为固定的结构，透过成长小说的模式，讲述主人公如何走出家乡，跟外部世界打交道，透过自己的创伤经验来处理一些现实主义关怀的问题。这些套路中体现出当下的文化症候或者这一代人的某种情感结构。
这类主题是伴随着所有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出现的，巴尔扎克等19世纪的作家已经在处理。“好”与“烂”只在于创作者处理的纵深程度不同。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更热衷于一些个人化的表达。不知道这些青年电影的“烂”，体现出哪些内涵和结构？这几年的青年电影是不是也有一些美学上的共性？
文章来源：《青年与社会》 网址: http://www.qnyshzz.cn/zonghexinwen/2020/0928/813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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